你遇到过“知产流氓”恶意碰瓷吗？例如，有人伪造美术作品公开发表证明、商标注册或授权证书，向平台发起恶意投诉，让卖家赔偿其“损失费”；有人恶意抢注商标、申请垃圾专利，要挟卖家提高某商品价格，“不然我就投诉你，让你关店”。
电商平台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可以帮助知识产权权利人投诉侵权行为、打击售假商家，但是，规则的缝隙也让一些恶意权利人利用它扰乱市场秩序，包括打击竞争对手、哄抬商品价格、勒索牟利。
这些以获取不正当利益为目的，通过隐瞒、歪曲、伪造等手段发起投诉，使商家遭受声誉或经济损失的行为，已经形成一条灰色产业链。阿里巴巴集团平台治理部谷俊介绍，2016年，阿里巴巴平台发现了5862个有恶意投诉行为的权利人账户，近103万个商家、600多万条商品链接遭到过恶意投诉，对卖家带来约1.07亿元的损失。
2月17日，阿里巴巴在北京召开知识产权投诉分层论证研讨会，拟通过对不同质量的投诉方配备不同的处置机制和资源，让打假资源得以更高效地利用；同时大幅提高恶意投诉的举证门槛，遏制“知识产权流氓”的恶意投诉行为。
谷俊介绍，按照构想，知识产权投诉分层机制将对优质、普通、劣质和恶意四档投诉方分别提出处理策略。例如，对优质投诉方建立更加顺畅和便捷的投诉渠道，考虑设置“通知-删除-反通知”的机制，先由投诉方举证，删除涉嫌侵权的商品，卖家若有异议可事后举证推翻投诉；而对劣质投诉方，即投诉删除率、申诉率等指标综合反映投诉质量远低于平均水平的，拟采取“通知-反通知-删除”的办法，由卖家优先举证。
专家建议分担平台义务
“诚信问题不仅仅涉及到社会公众、消费者，包括有恶意的人，恐怕还涉及到我们的行政管理部门在相关做法上，是不是有意识地引导诚信，”中国社科院知识产权中心主任李明德认为，由于企业能力有限，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执法机关等应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承担相应职责。他举例指出，目前商标注册的做法“不是引导诚信的做法，不管什么东西来就给予注册”。而伪造商标注册证书、身份证等行为，“更不是我们做知识产权的人可以管的事情，这是刑法和伪证罪的问题。”
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知识产权与竞争法中心副主任张韬略表示，电商平台对网络侵权认定及审查的介入程度、有哪些问题需要留给司法机关和管理机关处理等，需要尽快从顶层设计角度明确下来。“投诉涉及到的权利本身以及侵权认定的复杂性问题，有的专利案件里面都非常难判断，法院很有可能都很难，怎么可以让平台商进行判断？”他说。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法学教研室主任杜颖亦认为，平台虽然在信息技术方面有优势，但面对浩大的商标和专利申请量，要一一进行准确的审查十分困难。
打击恶意投诉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
与会专家就分层机制的程序设计提出建议。他们认为，分层方法、处理策略应引入更多评估维度，才能使这套机制既能惩戒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也能同时保护无辜者的合法权益。
如何进行更准确的分层？张韬略教授认为，以商标注册为例，在现实层面，判断注册者主观上是否有恶意的方法十分复杂；同时，恶意的权利人也可能反复更换代理机构，因此，制度设计应主要以行为作为主要判断标准，纳入恶意与否、恶意投诉历史记录等情况综合考量。
如果一个有过恶意投诉记录的人某一次真的遭遇侵权行为，如何保证他的合法权益也受到保护？“从机制设计角度来讲，某种程度上要把这个过程做得复杂，”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主任助理陈永伟认为，阿里巴巴的大数据优势应该与机制设计的智慧结合起来，使得区分机制更加精确合理。他还建议，在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外，程序法领域已对恶意诉讼的处理和追责有过更为详实的研究，这将对处理平台上的恶意投诉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数据显示，2016年阿里巴巴全平台知识产权投诉商品量2千万以上，其中申诉成立率高达49%，涉及卖家数约20多万，总成交影响5亿以上。这也就意味着，至少20多万卖家都差点被“冤枉”。
更可怕的是，有1531个投诉方发起的投诉占到投诉总量的0.59%，却占据申诉成立总量的80%，这说明大量申诉成功案例高度集中在极少部分投诉方身上。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正是“知识产权流氓”的恶意投诉。
阿里巴巴正在通过多层面的法律手段治理恶意投诉行为。2月7日，阿里巴巴对杭州网卫科技有限公司发布封杀令，在全平台停止受理其代理发起的任何知产投诉，并公开呼吁知识产权权利人与该公司终止合作。大数据显示，杭州网卫科技有限公司曾以销售假货为由投诉过数以千计的卖家，而遭到投诉的卖家许多都可以举证证明自己没有售假。此次封杀令是阿里巴巴第一次封禁依靠恶意投诉骚扰、勒索平台卖家的投诉方。2月14日，阿里巴巴在北京起诉杭州网卫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不正当竞争，现已被正式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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